新闻1+1丨取消和调整罚款，意味着什么？
取消16个罚款事项，调整17个罚款事项，为优化营商环境，国务院取消和调整33个罚款事项。 近年来，国务院持续不断压减或调整罚款事项，上海、浙江、广东等地，也陆续出台“免罚清单”、“轻罚清单”。《新闻1+1》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共同关注：取消和调整罚款，意味着什么？
优化营商环境 罚款事项做“减法”
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国务院开展了清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罚款事项工作。工作推进情况如何？清理的结果又是怎样？这两天，一份决定的公布，揭晓了答案。33个罚款事项取消和调整，到底取消了什么，又调整了什么？
如何看待决定出台的背景和时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鹏：这次国务院公布《关于取消和调整一起批罚款事项的决定》，调整和取消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动作，而是一以贯之对罚款事项清理理念和动作的延续。这个时机调整的原因，有几方面值得关注。①一些上位法修改调整，使得我们的一些罚款事项也必须要做出调整。②一些技术和信息手段的引入，使得我们以前的处罚手段变得过时了，没有必要了。③在于我们现在部分地方政府因为经济发展的相对迟缓，可能在财政收入上遇到一些困难，可能在某些方面会存在一些以罚代管、以罚创收的现象，从而会增加企业的行政负担。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这样一些策略，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
33个罚款事项取消和调整，谁受益？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鹏：随着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不断深化，主要的受益者就是市场主体，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在有些专业领域，可能对一些政策法律法规不是特别了解和熟悉的情况下，特别是那种不是有心有意去违背相关法律的这些企业，我相信对它们减轻负担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对于一些基层执法人员来讲，我想也可以适度减轻他们的一些执法负担，让他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执法资源，放在一些危害性更大，或者范围更广的一些违法行为上，这样使他们执法行为有更强的针对性。
如何看待拒送子女就学的罚款取消？
白岩松：很多人也注意到涉及教育领域的一条内容，“对父母或者监护人经教育仍拒绝送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就学行为的罚款”取消了，您怎么看这样的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鹏：这种调整还是非常有必要。关于父母或监护人送不送孩子去上学的事情，我想当然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还是应当依据劝导或者是通过沟通工作来进行。另外，我们也可能注意到部分的家庭因为没有去送孩子接受教育，可能也是源于部分经济的原因，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还用罚款的手段去对待，可能会与处罚的初衷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取消罚款事项，是否意味着对于违法行为就不管了？
白岩松：33个罚款事项取消和调整，仔细一看涉及的是各种不同的违法违规行为，取消了罚款事项，是不是意味着是一种纵容，以后就不管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鹏：很多人对于这个问题都有所担心，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注意到这次取消罚款事项，并不是取消监管事项。罚款是我们在政府在监管当中所用到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比如针对市场主体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违反监管的规定，除了罚款以外，还可以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通过加强数字和智慧化的监管，还可以通过一些社会信用的手段来进行综合施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取消罚款并不意味着取消监管。
33个罚款事项取消和调整 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白岩松：从政府的职责角度来说，也有人会认为取消或调整了罚款事项，是否意味着政府从过去的作为，变成了“一推六二五”了？但是反过来看，这是否也恰恰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让很多违章或者违规的事情得以改善，或者说可以被更好的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鹏：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取消罚款实际上是对政府的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而并不是削弱它的挑战。在一些罚款事项取消之后，政府如何更好地补位？比如通过一系列更加有机的系统的柔性和全面的手段，来对以后企业可能的违规行为进行罚款，或者是一些违法行为进行更好的综合施治，在这过程中，正是考验政府监管智慧的时候，政府需要通过对监管工具全面的理解和应用，来弥补可能因为罚款取消以后所带来的一些监管真空。
持续不断清理罚款事项
近年来，国务院持续不断压减或调整罚款事项。2022年《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取消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领域29个罚款事项，调整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领域24个罚款事项。同时，地方也在对违法行为进行精细划分，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当罚款不再是“法宝”，未来改革推进的过程方向又是怎样的？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鹏：政府在管理过程中，有时确实存在乱罚款现象，把罚款当作非常重要的管理工具。从2022年53个罚款事项取消和调整，到今年33个罚款事项取消和调整，从总体上来看，每次所针对的部门和领域是不一样的，我们确实也看到改革到了最后，对于相关的一些处罚权和罚款权的界定可能会越来越清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对一些罚款的种类和权利，进行一个更加清晰的分类，特别是对于罚款所针对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以及是不是可以事后纠正等方面来进行更精细的分类，从分类基础上，然后我们才来判断哪些领域，可能是我们未来改革的更加重要的重点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