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3%的红线！中央发行国债1万亿，有何影响？
国家终于发债了，10月24日，中央财政增发国债1万亿，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财政赤字率突破3%的红线，提高到3.8%。当前全球经济前景不明，中国经济虽然完成全年5%的增长目标不是问题，但是依然存在不少困难，美国保持高息长达一年多，中国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空间有限，所以要从财政政策发力，此前受限于财政赤字率的约束，在国债上一直不敢有大动作，这次增发1万亿国债是一个非凡的迹象。
1、有利于灾后重建
这次增发的1万亿国债的目的在于支持灾后重建，并且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近年来，我们国家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台风、地震等灾害，部分地区受灾严重、损失重大。
以2023年前三季度为例，各类自然灾害造成近9000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因灾死亡失踪499人，倒塌房屋11.8万间，严重损害42.2万间，一般损害103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9700万亩，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3083亿元。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是灾后的恢复和重建，第二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
而这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当前的地方政府显然是压力比较大的，三年疫情，地方财政支出增加，而税收收入减少，同时房地产行业下滑，土地出让金也大幅萎缩，这都让地方财政感觉吃不消了。
当前财政发力要找到切入口，而灾后重建无疑是目前最合适的一个地方，一方面，全国自然灾害严重，灾后重建刻不容缓，而地方政府显然目前已经财政十分吃紧，而中央财政通过国债的方式筹集资金， 并且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下发到地方，本息都是中央支付，地方政府没有了财政压力，债务结构得到了优化。
同时，这也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增长，灾后重建必然产生GDP，生产生活恢复后必定能够带来更多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量，这是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方式。
2、调节经济增长方式思维发生变化
本次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的意义还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调节经济增长方式的思维发生了变化，调节经济增长的方式一般有三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货币政策是我们常见的，主要由央行负责，主要是针对利率升降以及货币松紧，近年以来货币政策一直是相对宽松的，降准和降息也已经实施了多次，这考虑的主要是融资成本。
产业政策是更加具体的，比如光伏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以及半导体产业，这三大产业我们国家都是有非常明确的产业政策来指导发展的，目前来看，光伏产业已经是全球第一，技术领先性全球第一，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也是全球第一。而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也如火如荼，动力电池全球第一，终端品牌也是多企业齐头并进，比亚迪的销量更是全球第一。至于半导体产业目前华为手机凤凰涅槃就能说明问题了，中国将建立美西方国家之外的第二套产业体系。
而财政政策方面一直比较谨慎，因为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要多花钱、多支出，势必会造成赤字率提升以及债务增加，我们国家从新中国以来对此都是比较谨慎的，始终认为这是寅吃卯粮的做法。
但是实践证明，在经济低迷甚至衰退的时候，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杠杆是有必要的，凯恩斯经济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最终也是在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下走出来的。
罗斯福新政核心的一条就是政府要多花钱，要多建设公共工程，还要“以工代赈”，这种解决危机的思路其实在我们国家古代已有之，只是那个时候没有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更是没有发债制度和体系，政府无法通过举债放大财政政策的效果。
3、适当放大中央财政赤字率是有必要的
我们常说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当前出口下滑，消费稍好，投资一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就是投资、生产、储蓄和消费，而政府既有生产能力又有消费能力，尤其是中国的政府，有庞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在个人以及民企没有能力或者意愿消费和生产的时候，那么政府就得站出来扩大投资、生产和消费，政府这个时候就不能在拘泥于自己多储蓄。
这是一种逆周期调节方式，现在很多企业没有订单，业务下滑，企业的投资意愿必然下滑，那么企业的投资也会下滑，这会进一步导致就业岗位供给减少，那么就业市场就会面临薪水下降甚至是裁员的现象。
政府需要站出来，担当起责任，主动扩大投资、生产和消费，让民企能够跟在后面能够拿到订单，让就业市场的工作岗位多起来，老百姓有了工作，拿到了工资 ，自然会去消费，这会刺激消费市场的复苏，民企也会进一步受益，等到投资市场以及消费市场恢复的时候，政府再逐步退出，让民企来承担投资、生产的重任。
中国的政府又分为两级，一个是地方政府，一个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当前的债务压力较大，一方面是债务存量较大，另一方面是债务的利率较高。而中央政府的负债率比较低，而且中央政府的信用极好，利率也低得多。
这个时候政府要增加负债，放大杠杆，地方政府是很难有能力去做的，而中央政府明显是可以的，中央政府可以以更低的利率发债融资，大幅降低债务成本，同时中央政府的杠杆空间还比较大。
4、中国已有成功经验
虽说新中国以来中国对待债务是偏谨慎的态度，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更加客观地看待这个事物，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都是需要一定杠杆的，关键是控制好杠杆力度，在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伸缩，那么政府什么时候应该加杠杆呢？
政府的财政作用主要体现在逆周期调节，当整个经济大环境往下走的时候，作为个人和企业肯定是会压缩投资和消费的，这是人性决定的，如果这个时候政府也压缩投资和消费，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政府应该扩大投资和消费，为市场提供订单和就业机会，政府应当担负起拉动经济发展的引擎，等到经济复苏，个人和企业恢复了信心，继续消费和投资的时候，政府才可以逐渐收缩投资，让位于市场。
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整个亚洲都遭受重挫，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外资大量撤离，货币贬值，失业率暴涨，资产价格暴跌，经济发达的香港都有人因此跳楼。
中国最后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做了几个大动作，1998年实施房改，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商品房成为主流，为房地产投资拉开了序幕。其次是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实施了大量的投资。第三是开启了基建狂魔的征程，1997年末，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不足5000公里，1998年增加了近4000公里，1999年继续增加3000公里，2000年增加了近5000公里，2001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近6000公里。要知道1997年的时候中国所有的高速公路还不到5000公里，这还是中国几十年的成果。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国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比2000年开启的基建计划更为庞大，2011年到2020年的十年时间，平均每年新建的高速公路接近9000公里。2008年中国营业的高铁里程仅仅672公里，2010年增加到5133公里，2015年增加到1.9万公里，2021年达到4万公里。
过去20多年，中国渡过各种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就是要逆周期投资 ，政府敢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敢于逆周期投资和支出，那么就需要在财政赤字率以及杠杆上不能过于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