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怕,祖不守法,人不慈悲。”这是王安石在年间熙宁变法时提出的著名的“三缺点”观点。特别是在现代,这一观点被誉为无畏、勇敢、创新的精神代表。
但考虑到王安石当时改革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这种看似冠冕堂皇的观点存在诸多漏洞,为他日后的改革留下了诸多隐患。这个观点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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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纯粹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自然的变化当然不足以令人恐惧。然而,如果我们看看中国古代社会的背景,天气不足以令人恐惧,这是值得深思的。
所谓畏天,源于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人相通,相互感应,天可以干预人事,人也可以感应天。
董仲舒视天为至高无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天意,不义不义,天上必有灾祸来谴责和警告他。所以,天子要感到害怕,改仁义;如果政府与人民讲和,那将是上天的恩赐。这个理论看似纯粹是封建迷信,但实际上意义重大。
在古代,皇权至高无上,没有人有权力约束它。那么,谁能制约“天子”呢?那只是“天堂”。而“天”又是如何传达自己的意志的呢?只有通过“天人感应”。
但是“天”不会说话,只能通过一些自然变化如打雷、地震、日食等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必须有人翻译解读。这些人是谁?就是文人阶层。
这样,情况就很清楚了。表面上看是“天人感应”的封建迷信理论,实质上却是士大夫合法制约皇权的“杀手锏”。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每当发生日食、地震、水火灾害等自然变化时,文人墨客就借题发挥,著书论道,批判不足,这是常事。皇帝对这种平时胆大妄为的“反龙林”行为大为光火,不得不放下架子,低头认错,甚至还发表了“认罪书”。
虽然天道之变不可能总是在皇帝违背自己意愿的时候及时发生,文人对天道之变的解读也不可能总是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毕竟是一种难得的制约皇权的手段。因此,“天人感应”理论在皇权统治的中国古代社会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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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三不足”观点从根本上颠覆了这种制约机制。如果天气不足为惧,祖先不足,人言不足,这世上还有什么能约束皇帝?难怪积极支持范仲淹变法的三朝宰相富弼,听到这样的言论,大为震惊,说:“人怕天,天不怕地不怕,能有什么作为!”
无限制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有了绝对的权力,滥用权力的诱惑几乎不可阻挡。王安石变法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通过“三不足”的观点,取消了对皇权的一切约束,在宋神宗的情况下与王安石的“安史之乱”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