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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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是我国极具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存，集造像、壁画、建筑于一体，历史底蕴丰富厚重，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为全面掌握石窟寺的保护状况、系统分析石窟寺保护形势，从去年底开始，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
山西是我国石窟寺、摩崖石刻保存较多的省份，石窟寺类型丰富，分布于全省11市。石窟寺是山西地上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既有开凿时间最早的云冈石窟，也有非常重要的天龙山石窟。我所在的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与云冈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4家单位参加了此次山西石窟寺调查。
带着问题与研究意识去工作，就不会乏味
【 晋阳|山西石窟寺：远在深山有人识】“我们要抓紧啊，赶在下雪前把野外的活儿干完！”这是石窟寺调查队员田野调查时常说的一句话。尽管在过去紧张的4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如期完成了全部石窟寺的调查任务，但这个“催征的号角”依然在耳边回响。
从2020年11月中旬接到山西石窟寺调查任务到今年3月底完成石窟寺调查报告的编写与资料上传，时间非常紧迫。一些琐碎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很必要，如整理与石窟寺相关的文献、搜集各种地图、详细规划田野调查的方案等。
12月1日，我们迈出了走向田野的第一步。在开始阶段，我们对5处石窟寺进行了预调查，检验调查准备的资料是否满足需要、工具与车辆是否适用、人员组织是否合理、技术路线是否可行，并计算出每日的最大工作量。通过预调查，我们制定了简洁高效的调查方法，配备轻便易于工作的工具，规划了东中西3条路线。
这3条路线实际上与我们过去一直关注的晋阳到邺城的“并邺道”相关。这是东魏北齐时期沟通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与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之间重要的通道，“高氏集团”利用这个通道，将晋阳与邺城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想，带着问题与研究意识去工作，就不会乏味。野外调查并不能漫无边际，也不能按图索骥，只能围绕古代重要的交通线路开展。每一处石窟寺调查结束后，我们不仅分析周边的寺庙与环境，也要问询当地的乡亲们，力求有更多的新发现。
实践证明，这样的思路给我们带来了丰硕的成果。调查中，我们新发现了38处石窟寺，占整个山西省石窟寺新发现总数的70%。新发现的石窟中北朝石窟就有16处，规模较大的燕龛石窟现存有9个窟龛（风化较为严重）。有些石窟有明确的题记，如千佛寺造像、大佛头石窟等。这些新发现，不仅丰富了山西石窟寺的类型，也明确了石窟寺断代研究参考的标准。
脚下是碎石陡坡，眼前是文化长卷
此次调查中，多数石窟寺深藏山中，困难程度很相似。负责东线的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硕士杨晓芳。考古专业出身的她第一次亲历石窟寺田野调查，与有石窟寺调查丰富经验的山西大学王炜老师组成团队，协作完成任务。
曲折蜿蜒的盘山公路是连接晋冀两省的重要交通线，运煤车川流不息，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十分危险。盂县十八盘摩崖造像开凿于公路上方、盘关峡口北山腰间，山势险要，调查工作难度很大，团队前后去了3次才完成调查任务。第一次去时，找不到当地村民带路，只好根据地图点定位，来到了造像所在山崖下方的公路。公路护坡极高，必须爬梯子上去，山上碎石较多，不断有石块滑落，出于安全考虑，未能继续爬山。第二次去时，团队在村民指引下爬山，但由于刚下过雪，草木残雪掩路，茫茫一片，辨不清方向，加之缺乏户外经验，考虑到安全，遗憾返回。第三次去时，由王炜老师先用无人机探查地形，最后决定他先从右侧上山探路，寻找到相对好走的路。即便是好走，脚下也是碎石陡坡，走走滑滑，异常艰难，好在有惊无险。待爬到目的地时，回望来路，大伙儿异口同声笑着说：“这可怎么下去呢？”
“这次调查是全面、系统了解山西石窟寺的宝贵机会。”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袁琦，尽管主修文物建筑，但对石窟寺非常感兴趣。在她看来，石窟寺调查和建筑调查一样，要做到真实全面的记录。她的任务是中线调查，从榆次、昔阳到和顺再到榆社、左权，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60余处石窟寺的调查任务。在调查昔阳夫子岩石窟时，没有路，队员们在向导的带领下穿冰河、爬石子山、钻荆棘丛，克服恐高，费尽周折，到达石窟时已经下午4点多。离太阳落山仅有1个小时，队员们明确分工，测量、绘图、拍照有条不紊地进行，跪在地上、借着躺倒的石碑绘图，抓住崖边的灌木照相。工作完成时，暮色已降，大家不顾危险，匆匆滑下山坡，衣服裤子磨出了洞，手臂也划出了血……进行和顺当城摩崖造像调查时，室外温度达到零下23摄氏度，造像又处在风口，无人机因风速太大且低温而无法起飞。风吹得人站立不稳，好半天才能拿出相机工作。手掌摩崖造像调查时，带到山上的暖瓶里的热水已经凉了。凉水泡面，对这些80后、90后队员而言，可谓是人生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