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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一个孩子，幸福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会。

编者按：

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于2021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首次明确写入了“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不过，性教育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国内仍然面临巨大争议。此前，国内性教育工作者多次尝试推广性教育，却因遭到家长和社会反对而被迫停止。在国内大多数学校尚没有性教育的局面之下，一些人认为应该先在学校为孩子们提供“60分的性教育”，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在公立学校推广性教育的路径，转而选择民间化商业化的路子推广“全面的性教育”。

“一千个家长里有一个人反对，学校性教育就没法干。”性教育学者方刚这样说。2015年在公立学校推广性教育“碰壁”之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性教育路径，最终决定放弃“普度众生”，转而采用收费模式与那千分之一的反对者“割席”。

性教育工作者往往如履薄冰，他们发现精心搭建的大厦常常毁于极少数人的反对，学校性教育因此难逃进进又退退的命运。

2020年10月17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性教育”被写入其中，这是该词首次进入我国法律。不少人将此视为一个新开端，方刚却认为学校性教育不能仅仅是“防性侵的教育”，而应该是一种“什么都能讲”的赋权型性教育。

努力把性教育送进学校的家长

性教育从来不乏反对者，最难说服的是家长。

“我女儿还小，希望您做老师的不要教给她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得知课堂上小学老师给学生科普怀孕知识后，一位家长向老师表示不满。这件事发生在2020年9月，放在国内性教育的普及之路上，不过是一朵小小浪花。

不少家长仅凭感性认知就给性教育投了反对票。不过，也有家长在千方百计地把性教育送进学校，王弘琦就是其中一个。

在浙江生活的王弘琦是一个一年级男孩的爸爸，也是一名赋权型性教育高级讲师。他从工程管理转行做性教育，离不开性教育学者方刚的影响。这几年，他一直想把性教育送进儿子所在的一所外国语学校。“许多人说性教育进学校是不可能的，我想挑战挑战。”他说。

他的挑战正在接近成功。王弘琦告诉南都采访人员，作为学生家长，他有机会接触到学校外联部的老师，并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他们针对六七年级学生共同策划了一期青春期性教育讲座——《青春期那些事儿》，正是这次讲座敲开了学校的大门。

原来，该校一位领导也参加了那次讲座，他在听讲后对性教育有了新的认识，说要在学校培训老师，给学生们做性教育。很快，学校成立了性教育小组，王弘琦受邀来给老师们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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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弘琦在为家长讲授性教育知识。

学校认同了，家长会不会反对？王弘琦早已听闻性教育进学校最难的就是获得家长的认可。为了给家长“打预防针”，王弘琦在学校家长群里一面分享性教育理念，一面以家长的身份“帮学校说话”。他参与孩子班级家长委员会竞选，担任宣传委员。“不能当‘头’（指家长委员会主任等），否则很多话就没法说啦！”

为了做好家长工作，王弘琦参与策划学校每周一次的读书汇、每月一次的家长课堂，其间家长与专家一起交流孩子养育、非暴力沟通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当然也涉及性教育的内容，比如有一期家长课堂讲的是《做好家庭性教育，养育健康的青少年》，系列的家长读书汇则会讲到《家庭性教育16讲》。“让家长们事前预知，认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可能的冲突消化掉。”他说。

王弘琦非常欣赏学校与家长沟通时的态度和做法。他说，学校每次给学生开课都会写一封信给家长，告诉他们课堂上讲的内容，这样既打消了家长的疑虑，也可以让家长参与到对孩子的性教育当中。

“多数学校将性教育限定为防性侵教育或生理教育，要求讲者把握所谓的“尺度”。不过王弘琦告诉南都，他讲课时很放得开。“目前我没什么顾虑，赋权型性教育的价值观和学校‘身心两健’的育人理念是相符合的，学校和家长非常信任我，现在也不会提前审核我的课件。”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