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中国进行贸易。他们一行从海上登陆天津，沿着北运河北上，于8月20日抵达通州。使团人员亨利·埃利斯在《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中写道：“1点半钟，我看到了巍峨的通州塔。我们早就知道它了，因为在纤夫们的歌里，它可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主题。他们的劳作将在这里终结，而我们的辛苦也可能在这里终结。”亨利·埃利斯没想到的是，因觐见礼仪问题，嘉庆皇帝没有接见他们，但准许他们沿大运河南下，旅行至广州。
亨利·埃利斯看到的通州塔，就是如今通州“三庙一塔”景区的燃灯塔。清代王维珍曾赋诗一首：“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在没有高楼大厦的年代，塔身为13层的燃灯塔自然就成为地标性建筑。古人沿运河北上，看到高塔，就知道要到通州了。
明清两代，大运河对北京城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于人们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作为沟通中国南北的交通主干，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着所需的物料，也孕育了沿线的众多名城古镇。清代通州学正尹澍目睹漕运盛况，诗兴大发，曾赋万舟骈集诗：“天际沙明帆正悬，翩翩遥望影相连。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鹈航满潞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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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东便门外大通桥码头（资料照片）
【 通州|“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大运河为北京带来什么？】古代水运不可替代
现在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古人没有现在的条件，却也想尽办法修建基础设施，比如秦始皇时在北京地区就修建过“国道”——蓟襄驰道。既然有陆路可用，为何自隋以来，历代都坚持修建大运河呢？归根结底，还在于运输成本。
先来看明代宝坻县令袁黄关于京杭运河的一条记载。袁黄曾经写了一本书《皇都水利》，其中写道：“按三吴民运白粮自苏松至张家湾凡三千七百余里，自湾抵京仅六十里，而水运之舟价与陆运之车价略相当，是六十里之费抵三千七百里之费也。”文中白粮是漕粮的一种，专门用于供应朝廷文武百官和贵族。明嘉靖七年（1528）以前，漕粮从南方运至通州张家湾，然后转陆运至北京城。按照书中记载，漕粮自苏州一带运至张家湾的水路里程是3700余里，而从张家湾陆运进北京城才60里，但陆运运价却和水路运价略相当。由此可知，水运运价才相当于陆运运价的六十分之一，甚至还要更低。
仅仅从运输成本这一点，水运完全碾压陆运。水运的优点不仅仅体现在运输成本上，我们从明代巡漕御史吴仲的奏折中还可以看到水运的另一些优势，吴仲所著《通惠河志》一书中曾这样记载：“漕运粮储，国家大计，容受之多，车不如船，阴雨之行，陆不如水，舟车并进，脚价倍省，此闸河之不可以废也。”文中的闸河，就是今天的通惠河。明初以来，通惠河被废弃，没有利用起来运输漕粮，故嘉靖六年吴仲等建议重新疏浚通惠河。
吴仲在奏折中还说了水运的两大优势：第一，水运的运量大，“一舟之运，约当十车”；第二，水运受气候影响较小，陆运受气候影响较大。古代没有柏油路，春夏阴雨、道路泥泞之时，陆路运输十分艰难，而阴雨气候对于水运影响不大，且可以全天运输。
历史上，运河上漕粮运输十分繁忙。据北运河沿线的老人们讲，每年漕运期间，运河两岸的纤夫拉着漕船逆水而上，运河号子此起彼伏，昼夜不停，响彻云天，老百姓称这些纤夫为“十万八千嚎天鬼”。正是由于水运有着成本低、运量大、全天候等优势，适合长途运输，因此在古代成为交通运输的首选。即便在今天，虽然水运退居次要地位，但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根据研究，水路运输成本较公路、铁路等要低得多，水路每吨公里的综合运价仅是铁路的三分之一、公路的六分之一。而如果从耗能来看，水运的耗能是公路运输的八分之一左右，是铁路的二分之一左右。今天大运河自济宁至杭州段的内河航运能力仅次于长江，位居全国第二位。由此看来，古代中国利用运河开展漕运就是利用了运河运输成本极其低廉的优势。
北京的地位随大运河上升
“北京城是漂来的”这句话主要是从物资上来说的，其实，北京在古代离不开运河的原因，还有地理原因，这一点是很少人知道的。
历史上，北京的地理环境与今天完全不同。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北京东南以至于海滨，多为水乡泽国，只有山前一带平原地势高燥，适宜农耕。北京东南地带河湖广布，这种地理环境造成了北京小平原地下水位高，且含盐度较大，故土地盐碱化严重，因此北京历来有“苦海幽州”的说法。《史记》中就记载说：“燕土硗确”，也就是说北京地区土地贫瘠。今天京南永定河流域，有很多村落叫做某某垡，如榆垡、垡头、大松垡等，这些地名都来自于在盐碱地上耕作而采用的一种降低盐碱的耕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