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10月5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中国科学家获诺奖,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不过,欢呼声中也有一些学术界人士和媒体发出理性冷静的声音,特别是屠呦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经历、没有院士头衔的“三无科学家”身份,更是频频被人提及,并由此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现行人才选拔机制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关注和反思。

　　翻阅屠呦呦的人生履历,看不出她有多少“超凡脱俗”之处。且不说刚才提到的“三无”,她的初中成绩单中,甚至还有着60多分的记录。唯一的亮点,或许就是曾经获得拉斯克奖了。可是,这个号称“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虽然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颇大,在国内却知之者甚少。如果不是终获诺贝尔奖评委青睐,屠呦呦说不定至今仍然默默无闻。

　　当然,不能因为屠呦呦的“三无”,就认定这是现行的人才选拔机制和学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更不能全盘予以否定。毕竟,院士头衔和诺贝尔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并且,屠呦呦之所以多次参评院士都没有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青蒿素的成果界定不明、归属难以确定。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是:523项目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一大批人为此付出了努力、作出了贡献,怎么能让屠呦呦一个人摘走成功果实呢?而对于屠呦呦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经历并不奇怪,无须对此过度解读。

　　不管是院士制度还是其他人才评价机制,都是长期形成的,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不管怎样,说屠呦呦的贡献此前被低估了,或者说某些制度存在一些不足甚至弊端,想必大多数人都不会提出异议。比如畸形的“论文依赖症”,不管是评职称还是其他形式的“提拔重用”,大抵都需要有论文作为敲门砖。万般皆下品、唯有论文高,导致不少科研人员轻实际科研成果,一心扑在炮制论文上。中国由此跻身“论文大国”行列,论文数量连年成倍增长,但论文引用率和科研成果转化率却低得可怜。

　　另外,毋庸讳言的是,学术评价领域被利益绑架和权力腐蚀的情况也较为严重,在院士评审中存在跑要、公关现象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早在2011年,《人民日报》就发文评论“屠呦呦为什么落选院士”,称像屠呦呦这样作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并直言不讳点名指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上述反常现象的存在与蔓延,又怎能确保院士评选的公平、公正,又怎么起到对学界和全社会的正面引导作用?学术领域过度世俗化、浮躁化、功利化所带来的后果,近年来已经日渐显露。现如今的某些专家教授,有没有真学问不知道,但他们的表演水平和搂钱能力,却是让人叹为观止的。他们到处走穴讲课,特别热衷于商业活动。为了名利奔忙并且乐此不疲,他们的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参加社会活动上,还能腾出多少工夫来做学问呢?

　　院士之类的头衔之所以引无数人竞折腰,无非在于其本身所蕴含的高附加值。有了这些头衔和职称,不仅等于得到了主流评价体系的认可、有了地位,同时还可以带来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好处。改变学术界的浮华歪风,让学术和科学家回归本来面貌,就需要让屠呦呦这种名副其实的真科学家走红,越红越好,在全社会都树立起正确的舆论导向。

　　同时,也要对学术评价体系和一些制度进行规范和改革。学术评价体制必须充分客观地反映出相关人员真实的职业素养和水平。不仅要使评价细则、评价标准更加细化、更加严格,还要加强监管、充分引入社会监督,不能任其跑偏沦为某些人谋取虚名和私利的工具。尤其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优胜劣汰的机制,不搞终身制,让真正做学问的人留下来,让那些更像“表演艺术家”的人该干嘛干嘛去。

　　屠呦呦火了,只可惜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然后方才“出口转内销”,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焦点；屠呦呦一鸣惊人,只可惜她先是“鸣声在外”,之后才成为黄钟大吕,引发国人“共鸣”。如果由此能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和制度性的改变,其价值无疑会超越诺贝尔奖的范畴。别让屠呦呦们总是“鸣声在外”,这片土地才是他们的根、他们的魂、他们永远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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