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汪涵，来自湖南电视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我主持了18年的节目，像这样的舞台、这样的灯光、这样的摄像师、这样的观众、这样的氛围，我应该特别地熟。但今天，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感觉非常地奇妙，甚至说奇怪，还好有你们，有现场诸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主持人待在舞台上，应该像春风一样，他能够让舞台上所有的一切变得那么自然，那么妥帖，就像顾城诗写的一样：“草在结它的籽，风在摇它的叶，我们站着什么都不说，就十分地美好。”我有时候特别希望，我站在舞台上什么都不说，就十分美好。

　　其实，我在这里特别希望跟年轻朋友分享的就是，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也不要轻视个人的力量，用心地去做你认为该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是1996年中专毕业，我没有读过大学，我读的是湖南电视播音专科学校。后来我去了湖南经视，就是到目前为止，我的人事关系依然还在那个电视台。我在这个电视台，开始是做剧务，当时我们剧务组有两个人，我和李维嘉。

　　做剧务的时候，我们俩是最快乐的剧务，每天往这个演播厅扛椅子。扛椅子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我扛的椅子，有可能会是毛宁坐的。”维嘉说：“那我这个椅子还有可能是林依轮坐的呢。”那个时候现场有256个观众，每个观众来看节目的时候都发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里面有50多件礼品：卤蛋粉、电灯泡、水龙头、面条、酱油……我们每天就往塑料袋里放礼品，我们每天做得特别快乐。

　　后来我当了现场导演，给现场的观众讲一些笑话，活跃现场的气氛，带领全场的朋友鼓掌。我记得，在当现场导演的时候，我是每期鼓掌鼓得最厉害的。有一次，我们台长到现场来看节目，就问身边的人：“这哪儿来的现场导演？”然后对我说：“小伙子，你过来。”我就过去了，说：“台长，你好！”“把俩手伸出来。”台长说。我说：“啊，怎么做节目还检查指甲盖洗没洗干净？”我一伸手，手拍得特别红。他说：“你们看，这个现场导演多么地投入，鼓掌鼓得多么卖力。”

　　后来，我又当导演，可以让我特别欣赏的节目主持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节目，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呢。没过多久，台里面做内部的晚会，台长说汪涵是学播音主持的，让他去试试吧。可以在全台同事的面前主持节目，开心得不得了。后来做了一个节目叫《真情》，台长就问当时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汪涵当搭档可以吗？”那个主持人说：“可以。”然后台长还问了一个灯光师：“小廖，你觉得汪涵可以吗？”灯光师说：“不错，暖场的时候，全场观众都乐成那样，让他去吧。”太开心了，我可以当主持人。

　　所有的事情，我都特别开心地去做。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接受；再尴尬或者再难堪的局面，我都一定要扛下去。因为面对困难无非三点：度过困难，你有度过困难的智慧；面对困难，你有面对困难的勇气；绕过困难，你有绕过困难的狡猾。多好，你还要生命教你什么？你还要这个舞台教你什么？就像塞内加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的人生，都让人潸然泪下。”但是，我想他所呈现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既然我们都知道最终的归宿是那样，我们何不开开心心地，欢声雀跃地，一蹦一跳地，朝着那样的一个归宿去。

　　叔本华好像也说过同样类型的话：如果你的眼神关注的是整体，而非一己的生命的话，那么你的行为举止看起来会更像一个智者，而不是一个受难者。所以我特别地在这里花这么长时间，所要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这么健康；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能够这么自由地呼吸也好，鼓掌也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好，你什么都不会失去。就算你有一天经历了所有的东西，你会觉得：“哇，生命有太多苦难了！”恭喜你！你知道生命有苦难了。很多哲学家穷其一生，他们有可能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其实生命有太多的苦难，我们应该用微笑去面对它。

　　“舍得”这个词，我去查了一下。最开始，有两个人，说要投胎到人间去，有两种人生，一种是“舍”的人生，一种是“得”的人生。然后阎王爷问两个人，你们两个分别选什么样的人生，其中一个说，我要过“得”的人生，另一个人说，行吧，那我就过“舍”的人生吧。

　　于是乎两个人来到人间，过“得”的人生的那个人，最终成了一个乞丐，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给他的，他得到别人的资助，得到别人的怜悯。而说要过“舍”的人生的那个人，成了一个特别富有的人，他把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知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一点一点地去给了别人。但是我想，我今天这么多年轻的朋友，80后，90后，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在脑子里，建立这个“舍”和“得”的概念？后来一想，不应该，与其在这里跟大家强调“舍”和“得”，还不如去考虑舍得背后的另外一个词——接受。

　　上天抛给你的东西，用自己的双肩去承受，不管抛给多少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身体更加坚强，双臂更加有力。这样的话，有一天它馈赠给你更大礼物的时候，你能接得住。在一生当中，如果你希望有一天回过头的时候，你或往前，或往后，或停下来的每一个脚印，都成为诗句的话，你就踏踏实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