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诗人气质的陈寅恪，本是一个纯正的学人。他学问广博、精深，在宗教、史学、语言、人类学、校勘学、文学上的建树颇高，尤以中古史的研究卓尔不群。

  1902年，十三岁的陈寅恪随兄陈衡恪留学日本，后赴美在哈佛学习梵文、巴利文，1921年又赴德国，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学。他留学十多年却没有获得博士学位。1925年，吴宓拟请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曹云祥同意了。

  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资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台上。异趣所在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包，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的。陈寅恪冬日喜欢穿长袍马褂，因体弱，有时严寒还加上件皮袍。凡引征重要文句或参考书目，他都亲自抄在黑板上。擦黑板本是脏活，学生要代劳，可他一概谢绝。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他上课从不点名，也不小考。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是一位“怪人”。国文考试加试还是科举时代的方式——对对子，以此测试学生的读书博寡、语汇丰富与否及音韵学、逻辑学。此举虽毁誉参半，但“寓意甚深”，可“测试作者的联想力和美感力”以及“表现文学的天才和造诣，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以从这里流露出来”。他既开风气也为师，一面向学生提示可走的新路，一面指导学生如何去做。那时陈寅恪不过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令学生们脸红，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勤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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